历史上，日本曾经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但现在明治时代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如饥似渴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各种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模式。
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学习西方的方法，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工程师、教师、经济和法律专家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指导职务。
凭着惊人的智慧，明治重臣们在他们拼命赶超西方的努力中，认识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教育。
早在1872年，他们就建立起一个义务教育制度计划，这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号召建立54000所小学。
这一内容的落实速度快得惊人：1860年，日本的大多数人口还是文盲，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日本已经变成了亚洲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国家，公民中的读写率达到了95%。
然而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教育在日本也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扭曲。
在日本颁布的一道诏书中，发表了一个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典，它取得了神圣的法令地位，将日本一直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战争结束。
另一道《教育敕语》要人民“永远忠诚虔敬地团结在一起”，号召天皇的臣民们要“增进大众的福祉，增进共同的利益”，并且要“尊重宪法，遵守法律”。
然后就是强烈地劝勉，要人民担负起义务，在即使无望取胜的冲突中也要奋力作战。诏书中说道：“无论发生了任何意外情况，都要勇敢地为国家贡献出自己，以此来保护和维持我们皇权的繁荣，使之与天地同存。”
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这种诏书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宣言，而且很快就会忘在一边。
然而在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教育敕语》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写有这些神圣词句的纸卷儿，都要按要求戴上白手套。
有的校长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或者在宣读中发生了错误，就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谢罪。
这种事例确确实实地存在，比如说发生火灾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抢救，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诏书，这种情况就更加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