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青年教授，甚至在办公室里公开拿他的来信当笑柄，当着同事们的面断言“乔安·维达是个十足的书呆子”，“思想消极，幼稚可笑”，“他需要的是心理医生，而非奥法导师”。
不幸中的万幸，并非所有教授都把乔安的来信当成笑料，还有三位教授以比较诚恳的态度给他回信，并且尝试在信中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富兰克林院长就是三位认真回信的教授之一，他在信中讲了很多人生哲理，鼓励乔安积极乐观的对待生活，还说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做出的社会贡献，哪怕终究难逃一死，子孙后代也会铭记他为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
富兰克林院长在回信中表露出的积极乐观态度，崇高的使命感，与其“启蒙思想家”的身份正相称。
院长先生讲述的这些道理，其实乔安都懂，但是他觉得富兰克林先生误解了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
乔安关注的重点不是一个人死后是流芳百世、遗臭万年抑或无人问津，这些都是来自他人的评价，对于一个死者而言，无论身后获得的是赞赏、批评抑或遗忘，他都无从得知，又有什么意义？
关键在于，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要如何说服自己坚强的活下去，尤其是在遭受挫败、打击和痛苦时，意识到人生苦多乐少的时候，意识到个人乃至宇宙都注定难逃毁灭的时候，难免会滋生出莫可名状的荒谬感和空虚感，这种时候，要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而非果断的选择结束生命。
人生在世需要面对很多问题，所有问题当中最严肃的一个，莫过于“自杀”。
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还有必要思考其它问题。
如果把人一生经受的“痛苦”和“幸福”分别赋予效用数值，进行加权统计，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痛苦总效用其实要远远大于幸福总效用，两者相抵，剩下的净值都是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