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以为在宋朝却并不适用，在中国历史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两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而宋朝在经历了靖康之乱后，朝廷南渡江南，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和战乱的影响，人口大量南迁，江南的人口暴增，社会繁荣却没有得到持续的发展和繁荣。
其中原因，赵昺以为从现实考虑，江南在宋朝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土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而南渡后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利用率基本上饱和，军事上的失利又使他们无法通过战争获得新的土地。从政治上考虑，当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发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人口增长和消灭。
不过巨大的人口压力下，统制阶级会自然演进出一套这样的制度，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发展，毕竟劳动力比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如此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纺织业变成家庭副业式的生产。
赵昺的经历也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当他前往琼州时，那里尚是荒芜之地，人口稀少，处于难以自给的状态，这就需要以机械来填补人力的不足，借以提高生产力。而这也便是他能够得到臣属们的默认和支持，任由自己‘胡闹’，发挥他的所长，却没有过于干涉。
但是收复江南之后，形势已然改变。江南地区虽然也经历了蒙元南侵，不过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加上蒙元政策的改变，江南人口损失相对来说较少，并不足以改变土地供给不足的现状。反而是蒙元的侵占及北方人口的南迁导致土地兼并更为严重，稀缺性并没有缓解。
如此情况下，科技的发展就变的不是那么迫切，加上固有的思维作祟，从而导致赵昺推行技术创新变得消极，甚至反对。那么他设立科学院，培养科技人才和工匠队伍的计划自然受阻，觉得没有必要去再花费钱财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赵昺却是不这样以为。一方面，土地不能增加，那么田税的收入基本也无增收的可能，而妄加税赋则会导致百姓负担增加，民心不稳；另一方面，失去土地的农民增加，导致他们成为流民，而人口流向城市求生成为必然，这同样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赵昺的策略是通过发展工商业吸收失地的流民，将这些人的身份转换为产业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正可通过外贸销售出去，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朝廷则可以此增加更多的赋税。国家有钱了，军事装备得以更新，如此则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统一大业。
此外，赵昺知道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开始提升，那还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开明官员开启“洋务运动”以后的事了。在清末年废除科举，引进西方近现代学制，包括兴办许多近现代的职业学校和大学里开设工科院系。许多年轻人进入采矿、纺织、冶炼、机器制造的学校和专业，“中国制造”才慢慢地告别古代那种少有创新、单凭经验的重复劳动，有了真正意义上质的飞跃。而正是这些顽冥不化的守旧势力，使得赵昺的计划难以实施，如何让他不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