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此后，嘉靖皇帝再也不提立太子之事，也不准朝臣提及。
如果有人不开眼，妄言立太子之事，皇帝绝对会大发雷霆，重重惩处。
作为嘉靖皇帝心腹的严嵩，平日里揣摩上意，小心应对，怎么会不开眼，去提什么更立太子的事情呢。
同时，嘉靖皇帝个性古怪，既多疑、又好面子、还护短。
自己因为谶言而不得不与儿子们不见面，表面上漠视。但是私底下，对于百官有接近裕王、景王的，他会以为朝臣们又依附皇子结党的嫌疑，多给予重罚。
而那些揣摩圣意，自以为皇帝不关心二王，所以上书时有捎带、或者攻击二王的蠢货，嘉靖皇帝更是大怒，常常下旨重责，搞得诸臣不知该如何与二王相处。
所以，整个嘉靖一朝，除了皇帝亲自任命的王府属官外，其他官员，既不敢接近裕王、景王，也不敢针对二王。
保持与皇帝一样的态度：木然、无视、尽量少接触。
而侍候嘉靖皇帝数十年的首辅严嵩，自然更是明白，无论是拥立裕王，还是针对裕王、鼓动皇帝更立景王，都不是好权谋。
哪一个皇子严嵩也不敢接近。性格高深莫测的嘉靖皇帝，绝对会因为严嵩的主动选边，而产生对他的猜忌，并很大概率上采取措施处置他。
所以，严嵩绝对不会主动去挑事，自认为能够左右皇帝的意志，去挑唆、鼓动嘉靖皇帝，更立本来就没影的、还是嘉靖皇帝心里忌讳的“太子”之位。
于嘉靖皇帝而言，这不是立谁为太子的立场问题，而是底线问题。
立储之事，龙之逆鳞，触之必伤。
那时候，人人心里都明白，嘉靖把这两个儿子看得比啥都重要。老头子为了“二龙不相见”甘心蛰伏西苑祈福十数年，情何其深，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立了太子就得监国，免不了父子相见。
谁要是说立太子无异于向嘉靖皇帝嚷嚷说:“陛下，我想杀掉您一个儿子可以么？！”
嘉靖皇帝听了，这恐怕不是一句“微臣知罪”便可善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