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这些倒不难，关键是耗费人力物力，总得有个说辞吧？
“仅黄堡镇一处既有作坊百余家，若是在加上陈炉镇、立地、玉华村、上店村等处，怕不是有三四百家。”张顺图穷匕见道。
“若是每坊征银三五两，一年怕不是能收千余两，足抵田赋三四万亩矣！”
明代田赋正税很低，一亩才征收三升三合五勺，三万亩足额征收也不过征收千余石。
“这么多？”宋企郊闻言顿时也吓了一跳。
那耀州本是小州，除了本州以外，只辖同官一县，每年田赋亦不过两三千石而已。
张顺张口就要从耀州窑收刮千余两白银，难怪吓耀州知州宋企郊一跳。
虽然宋企郊也很心动，不过多年的儒家“仁义”教导驱使着他连忙谏言道：“如今天下动荡不安，陕西又天灾**不断，百姓民不聊生。”
“秦王据天下之大义，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如今秦人尚未闻秦王之仁德，秦王怎么能反而先计算利益得失呢？”
张顺闻言不由哭笑不得，指着宋企郊道：“腐儒之见！”
“我吃不过三餐之饱，衣不过五尺之布，住不过丈余之宅，又有何求哉？”
“盖收此税赋，不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已！”
“如今陕北旱灾连连，饥民遍地，大明朝廷不思赈济，故而灾情愈演愈烈。”
“而今陕西已归义军所得，当发银粮赈济。这银从何来，粮又从何而来？不取于此，既取于彼矣！”
“大明增饷，每亩先后增收三厘五毫至九厘不等，以至于天下百姓困顿。”
“吾思彼作坊每年烧制瓷器千万件儿，获利不下数十万不等，我征有余以补不足，又有何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