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商贾必须将边军需要的大量物资，比如粮草等，输送到边军手中，换取“盐引”，然后才能在两淮购买食盐进行销售。
这样的制度出来以后，因为边地都集中在北方九边重镇，运输路途的遥远，以及边地的凶险，吓退了很多商人。
但是对于长期活跃于九边的山西商人完全不是问题，山西本身就是边地重镇。随后山西商人凭借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投入到为明军提供军事物资的队伍中，由此获得经营食盐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
由此山西商人控制了粮食转运和食盐经营两项大宗贸易，明朝时期两淮的盐商十之bā • jiǔ都是山西商人，被这些晋商给垄断了食盐的贸易。
因为经常为边军运输物资，晋商与边军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和组成利益同盟，因此本该是帝国大门守护者的边军将士一旦被金钱所腐败，就会开始为晋商出入边关，进入蒙古各部和辽东提供了方便之门。
另外，晋商在两淮的势力扩张，使其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资助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明朝朝堂，成为他们走私牟利的保护伞。而且东林一系的官员就和晋商也有利益同盟的关系。
如此庞大的利益网络下，晋商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与边军和朝堂上的两淮一系官员形成了巨大的利益同盟。
终明一朝，有两大边患，一个是东南的倭寇，另一个就是北方的蒙古和建奴的侵扰。这里面都有两大国家内部的势力在支持，一个是东南海商，另一个就是晋商。
海商暗中支持倭寇，晋商暗中支持蒙古和建奴。
野猪皮的建奴势力兴起之后，从万历到天启，明朝一直都期望以经济封锁限制后金的发展。这个策略也没错，经历封锁确实能把野猪皮给活活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