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开始，我记起了很多事情，惟一能忘记的，就是我在芝加哥的13年光辉岁月。
那天我又碰上了一个大胖子男人，他叫克劳斯，是我以前的上司。那天我在华盛顿和老东家公牛打比赛，得了29分，而且还盖了梅瑟一个很漂亮的帽儿。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吗?”克劳斯又肥了一圈。
“不知道。”
“因为我想知道你现在是否还快乐。其实我留意你很久了，看来你现在的球技并没有多少退步，奇才也让你带得有声有色。其实你再打篮球是很痛苦的，有很多事不能做:你不能陪老婆孩子，又得时刻顾忌别人的批评。当初要是你还留在芝加哥该有多好。
“我一直认为你想拆散我们。”
“我从没说过那样的话。”
“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说出口，现在后悔也晚了。”
“你太肯定了。你为什么要等到得不到总冠军的时候才去争取?既然如此，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比赛却会失去你的家庭。”
如果我和克劳斯的争吵可以分胜负的话，我不知道他是否赢了。但我很清楚，从一开始我就是负方。现在对我来说，篮球和家庭同样重要，失去哪一个我都无法承受。可该来的始终要来，就在我得分超过30000分的时候，我接到的不是朱妮塔寄给我的贺电，而是6页离婚起诉书。
每天你都有机会跟你最亲爱的人朝夕相处，你也许会不以为然。不过也许有一天，她可能成为你的陌路。
我的妻子叫朱妮塔，我们曾经一见钟情，至今已经结婚13年。不过她现在要和我离婚，因为我经常要打比赛，没有办法陪她，她比我大3岁，她常常只能在电视和体育新闻里才能知道我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