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他们的领域，必然会面临着商业、政治、武力等多方面的打压。而且这些权贵还同奥斯曼城市行业行会相勾结……
看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庞振坤心里已经判了奥斯曼帝国的死刑。因为奥斯曼帝国只要有这群蛀虫，那么真正的现代资本工商业就很难在奥斯曼发展壮大，而未来的奥斯曼如果不能攀上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大潮，他们就必将为时代所淘汰。
庞振坤当了几十年的陈汉gāo • guān，一些现象他固然看不顺眼，却也必须承认是不可阻挡的。
别看奥斯曼人在陈汉的支持下，世俗化和新政改革搞得如火如荼，整个国家蓬勃向上，仿佛迎来了一场挽救命运的中兴盛世。但这样的权贵统治下的国家是看不到光明的前途和真正的希望的。
庞振坤现在感到可惜的就是赛利姆三世，这位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陛下大脑还是清醒的，而且一直在为自己的国家做着努力。可是他能对耶尼塞里军团强硬，对于伊斯坦布尔的权贵，对于奥斯曼的那些地方大封建主，他却强硬不起来，至少是有选择的强硬。
而且奥斯曼帝国内部还有那么深厚的天方教势力。
赛利姆三世在治国方面的一系列革新行动，不断遭到大封建主和教团长老的强烈反对和攻击，因为他们的利益在变革当中都受到了冲击。
并且赛利姆三世把自己的大部分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军队方面，而忽视了民生和经济。无论他自己还是他的顾问，都不了解在什么程度上欧洲的技术革新是社会、经济和政治革命的产物，而这些方面的革命自欧洲信仰改革以来就一直在发展。他在行政、经济或社会近代化方面缺少通盘考虑，只是零星地试图用老办法解决老问题。许多财政困难都源于传统的财政制度，因为特定的收入分配给指定的花费，发行债券是为了额外的债务，财政部门的开支源于最初的可用收入。没有全面的预算，结果是周期性的财政混乱。陈汉提供的多名政治、经济顾问，几次向赛利姆三世提议引入财政预算制度，可都没有被采纳，且奥斯曼政府官员的廉政程度极为危险。政府官员在其职位上一直相对dú • lì，他们随心所欲地花钱，既无行政的压力，又无财政的监督。赛利姆三世对这个问题的反映是，不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系统的预算体系，而只是简单地使旧的系统运转起来。
赛利姆的大多数改革仅仅是取得‘开始’的成功，但庞振坤对他的评价依旧很不错。因为赛利姆三世的改革如果能坚定地进行下去，他就算不能为奥斯曼解决掉生死危机，也至少能为奥斯曼留下一支战斗力挺不错的军队，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后继者打下了改革的“楔子”，指明了方向。从长远来看，那就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民众中种下了一些引导社会变革的‘意识’，打破这个陈旧社会某个古老的“铁幕”。
当然，现在的奥斯曼社会，古老的信仰保守意识还没有被完全摧毁，但已被突破。坚固的大坝上被蚂蚁钻出了几个小洞，小洞虽小，可却能毁坏千里之堤。
赛利姆三世的眼睛绝大多数时候都盯在了军队上，但整个奥斯曼帝国内部涌动的却不仅是东西方的军事和技术成就，还有使这些成就成为可能的许多观念。
不可否认，一个建立在信仰基础上、为传统提供保护屏障、并且喜欢内讧的社会，如此的开放仅能产生微弱的影响。然而，庞振坤却认为它能为几十年后世俗化的奥斯曼的建立奠定下更广泛和更有意义的坚实基础，但这又恰恰很可能成为埋葬奥斯曼的导火索。
第一千零一十六章西亚病夫与东亚病夫
“……来自欧洲和中国的文化知识及其生活方式进入奥斯曼帝国的渠道很多很杂，除了官方推动还有民间演化，但它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奥斯曼社会的不同层面。到目前为止，改革效果最明显，最可喜的地方在于军队，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军官以及技术人员都在努力的工作，他们把各种军事技术和武器介绍给奥斯曼新军和学校里的年轻的奥斯曼人。这些新式的奥斯曼军官和年轻学生也组成了奥斯曼社会的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
庞振坤的奏折一直都是一旬一到的，而且是直接递到陈鸣的手上。虽然很昂贵，但也让陈鸣对奥斯曼局势的发展有了更确切的掌握。虽然陈鸣对于奥斯曼的证据并不是一无所知，但现在他对奥斯曼无疑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刻的了解。
奥斯曼的军队、政治、信仰、经济，有无数的矛盾汇聚在一起，在陈鸣看来，这就好比清末的中国。军队和政治上的保守势力就好比清末的顽固派，新兴的改革集团就像满清的洋务派，他们也有一些人身居奥斯曼这个国家的高位，他们还掌控着不俗的武装力量，但这些面对着奥斯曼整个老旧腐朽的社会，就显得那般的孱弱了。
而奥斯曼的信仰教团比之清末的腐朽儒教来，也半点不逊色。
同时奥斯曼内部激烈的mín • zú • máo • dùn比之清末的满汉之争，那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奥斯曼皇室甚至连满清皇室都要不如，后者怎么着也从异族中豢养出了大批忠心耿耿的马仔，而奥斯曼帝国的支撑力量却近乎完全来自奥斯曼民族。
而至于庞振坤口中的那个‘新兴政治集团’，应该就是清末的维新派、立宪派了。
陈鸣继续看着庞振坤的奏折，这次的上疏，庞振坤更多是在讲自己到达奥斯曼之后的感受。
“在奥斯曼国内，他们的活动不存在什么限制。”这儿说的‘他们’就是从中国进到奥斯曼搞援助的那些‘工作者’。“他们与奥斯曼人的接触也没有特殊规定。尽管他们只是提供技术、知识指导，但在他们的指导下，很多奥斯曼人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所影响……”
这些改革模式是传统的奥斯曼人对时代需要做出的反映。亲身来到奥斯曼的庞振坤在亲自感受到奥斯曼社会的复杂和顽固势力的强大之后，再一次觉得塞利姆三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在继位之初就将改革派的大将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提到了大维齐这个位置上，一举收拢了改革派的人心。就算之后阿朗达尔·穆斯塔法·帕夏被逼无奈的远走多瑙河之后，赛利姆三世也紧紧地把握住了伊斯坦布尔新军的军权，可以说从根本上稳固了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