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满情绪。
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fu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fu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明治五年十一月，政fu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满。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fu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日本政fu年度支出的20％至30％，是政fu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fu运转明显不灵。政fu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明治政fu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向海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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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第二百一十三章最幸福的日子
当时为了解决士族危机，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提出了“征韩论”。其实“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到了幕府末期，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在日本政fu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也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无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利通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西乡派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
明治六年，天皇以敕书形式宣布采纳代理太政大臣岩仓具视的意见，推翻了西乡征韩一事。同日，以西乡为首的“征韩五参议”下野。明治政fu逐步废除士族特权，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向海外拓展的途径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fu一条路了。而西乡和近卫军官们的下野，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起来。
现在的日本，可以说是已经处于将要爆发的火山之上了。
“伊藤君认为，南洲先生会效法江藤新平发动‘佐贺之‘乱’’么？”西园寺公望问道。
“纵然南洲先生没有反意，鹿儿岛士族若同佐贺士族一般起来反对政fu，挟持南洲先生起事，陶庵，你觉得南洲先生是会站在政fu一边，还是站在鹿儿岛士族一边？”伊藤博文问道。
“那就是说，鹿儿岛士族起事，是早晚的事了。”西园寺公望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难道就没有办法阻止吗？”
伊藤博文看了看西园寺公望，突然问道，“陶庵，想不想和我去一趟鹿儿岛？去见见南洲先生？”
听了伊藤博文的提议，西园寺公望先是一愣，但他立刻便明白了过来，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全凭伊藤君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