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义shā • rén。
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地域之争、正如地域歧视，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党”的牛头李高阳；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叔平，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
“清流党”内部，既有汉人，亦有渤人，他们的弹劾标准，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清流却略略介入，姿势相当暧昧。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可这里的“亲近”近乎权宜之计。象陈葆臻上，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张霈伦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张芝栋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成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芝栋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展进程。
而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当年的守旧派领斡垠，被敬亲王作弄，亦接到类似的任命，他当时的表现，却是痛哭流涕，大有晚节不保之感，于是以养病为由，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张芝栋更滑头，在京城的时候，以清流自居，对洋务运动的态度极其审慎；到山西担任巡抚之后，便开口大谈洋务，放手大干洋务，从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当然，如“五虎”之一的邓载修，对洋务运动的恶感就相当浓重，但却只是少数而已。
事实上，“清流党”反对洋务充其量只是表象，他们更多的是反对洋务派官员——就是说，他们的矛头指向人，而非事。他们如此抉择，与南北之争、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争息息相关。在这两对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过深。简而言之，南北之争，清流亲近北派，北派与“清流党”的共同核心李高阳思想保守，敌视洋务；相应的是，作为洋务派之领头羊的敬亲王则一向关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却不喜李高阳，如此，“清流党”理所当然要反南派，反敬亲王，顺带造成反洋务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后与敬亲王相争持的战场会怎样站队。当然，比较与北派，“清流党”与仁曦太后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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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第一千零四十二章突来叛乱
这种在先前的亲缘，为张霈伦与李绍泉走到一处提供了名正言顺的契机。“清流党”鼎盛时期，张霈伦意气风发，白简搏击，连续攻下数名朝廷大员，可无一奏疏指向群议汹汹的李绍泉，一直为时人所诟病。李绍泉为人不满或招忌之处，一是专权而媚上，二是办理洋务，三是主和论的外交观其实第二点清流人士也并不是特别反感。“当彤光间，清流之所以不满意李绍泉者，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绍泉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绍泉特不过一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绍泉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
事实上，“清流党”与李绍泉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怨。李绍泉固然不喜欢清流，却深知他们的厉害，因此从不与之硬碰死磕，而是蓄意结纳和笼络。除了张霈伦，吴大成亦为他羁縻。在这些人当中，李绍泉与世交子弟张霈伦至为亲近。按照张霈伦“对人不对事”的议政风格，根本就没有弹劾李绍泉的道理。
李绍泉一直以曾伯函的衣钵传人自居，曾伯函行事有一句至理名言：“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他说到亦做到，结果敲定李绍泉作替手，湘军衰，淮军兴，为安定大乾的飘摇江山塑造了得力的军事支柱。可李绍泉到晚年发现，等他准备为毕生经营的北洋军系找一个替手的时候，一起打天下的淮军将领，却无一人可用：或者野心勃勃，生长着“弑父”情结，用之则容易祸及自身；或者庸碌无为，不堪大用。所以，他只好放眼于交际圈的外围，最后选中了张霈伦。除了两人交好、相互忠诚之外，首先是因为张霈伦乃科甲出身，具备入阁拜相的资本；其次是张霈伦与李鸿藻领袖的北派之亲密关系，此外张霈伦是清流魁首，名声在外，一般的言官都不敢捋他的虎须，而李绍泉本人就缺乏这个优势，经常沦为舆情的众矢之的。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张霈伦的才干和心志。
李绍泉十分赏识张霈伦的霸才，认定张霈伦将来的勋业必然在他之上，因此才不遗余力地加以培植，但“会办海防事宜”的张霈伦却没有选择去北洋帮办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