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毛、朱、彭、陈都讲了话。其后，彭德怀率红五军回湘赣边区，máo • zé • dōng率三纵队，
朱德率一、二纵队与军部，在赣南分兵活动。
此时，中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宁都。刘安恭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在军事理论上有一套。由于他是中央派来、苏联回来的，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崇。前委通过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后来，在红军再次入闽，于5月23日一举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决定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他主持了一次临时军委的会议，竟
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于是就以军委的问题为焦点，加剧
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当时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的争论。
5月底，永定守敌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逃。红四军开赴永定的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前委与军部驻湖雷。
在湖雷的前委会上，有些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并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指导的原则展开了争论。
主张设立军委的意见是：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这些意见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
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
“家长制”的倾向。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是：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
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要重叠的机构。这些意见批评了硬要成立军委实
际上是“分权主义”。
争论结果，意见未能统一，相反地，争论扩大起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时的红四军，虽然坚决走工农革命的道路，走武装
斗争的道路，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但的确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由于官兵中许多人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必然带着旧思想、旧习性。
他们习惯于“军官权威”，不习惯党的领导；他们乐意“流动游击”、“走州过府”，不乐意做艰苦的根据地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大部分
是农民出身，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也随而来。因而，在当时部队中，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思想确实是存在的。
问题在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如何对待。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见máo • zé • dōng在1944年3
月15日致华中局电）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的农村武装斗争怎样进行。
充分重视部队政治建设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干部，对部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从严纠正的态度，主张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
想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发动群众。
有的领导干部侧重于军事斗争，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远出游击，对于部队中“军队只管打仗”的观点、流寇思想、军阀残余，以及破坏政策纪律
的现象就采取从宽对待的态度；有的领导干部对新型革命军队的民主主义有误解，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所谓“自上而下的家长制”，
更容易助长部队的极端民主化思想。
máo • zé • dōng在1929年6月14日的一封信中，对争论的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大部分在后来古田会议决议中得到红四军全党的重视和认可。
但是在1929年6月，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临时军委坚持要搞偏于军事观点的一套，因而坚持要“分权”。这就使前委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