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质和任务，牵涉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流寇思想”以及单纯军事观点。“七大”决议批评了1928年7月开往湘南，有“农民意识的回家
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的结论，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如“地方武装与
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反对“宣传兵制度”的偏见“非纠正不可”；“士委制度?是绝对
正确的”等。决议还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不注意地方的武装，湖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的确有些同
志犯这个错误毛病。”
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决议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决议并说“规定前委只讨论
行动问题，这是临时军委的错误。”决议还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
谓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则“纯属偏见”。
但是，决议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对于部队中确实存在的流寇思想，都没有给予批评。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
息事宁人的批评和回答。可惜的是，máo • zé • dōng曾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
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明确地写入决议，“七大”也就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中
共中央“九月来信”），未能完全解决存在的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最后是改选前委。陈毅当选前委书记。
“七大”决议规定：改选结果的“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批准前可以开始工作。“七大”决议案包括改选结果和有关重要材料于会后不久即送中央。
“七大”对于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只是作了一次展开，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问题的展开对于以后解决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不是
问题的解决。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
“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就是写到决议上的一切，都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所以他在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静待中央派
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第五节党中央“训练班”
以陈毅为书记的“过渡内阁”在6月底7月初的工作重点是闽西。新的前委决定仍在闽西游击和建立根据地。前委书记于7月9日写了关于闽西情
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向中共中央报告：“目前江西、福建正预备着会剿朱、毛（注：红四军仍以朱德为军长，máo • zé • dōng为党代表），我们应以极努力发动
闽西群众以对付将来到之斗争局面，此时赣南、东江敌有重兵我们不能去，只有在闽西坚决奋斗，从7月起我们即以这目的开始闽西工作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