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成则任队长、张日清为政委带领一支几十人的精干队伍去三南与南山游击队取得联系，开辟游击区。
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只带侦察班、特务班
（即警卫班）及少数工作人员在北山和油山一带活动、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在战术上，陈毅提出：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反对与优势敌人作战，反
对强攻硬打，改变过去集中和正规化的作战方式，采取小规模的、分散的、
群众性的活动方式，以打圈子和挺袭的游击战术，反击敌人的“清剿”。鉴于分散活动的需要，还决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一整套联系网——秘
密交通站。会议还根据项英提出的反对不良倾向问题，作出了反对游击主义、加强
纪律教育；反对大吃大喝，建立经济预、决算制度等决议。长岭会议是项英、陈毅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彻底改变组织方式和斗
争方式”指示的果断行动，是赣粤边游击区由正规战争转入游击战争的转折点。长岭会议顺应历史、因地制宜地制订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从思想上和
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赣粤边革命斗争的新起点。
项英、陈毅深知，会议的决议决不是就这样会顺利贯彻的，尤其在革命低潮时期，更需要领导人深入下去检查指导。他们和特委领导人决定分头去各地。
陈毅带着新配给他的警卫员宋生发、潘益明（聋牯），首先来到油山游击队dú • lì大队。干部战士纷纷向陈毅反映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军阀主义严重：
一次，在伏击中遭到敌人的突袭，他就怪担任掩护的排不得力，从排长到战士，人人打了30大棍。一次，一个侦察员报告敌情不准确，他就判他谎报军
情，枪毙了。
向湘林还搞所谓正规化，恢复了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结果引起敌人的注意，派重兵来
“剿”，搞得机关、部队天天转移。
陈毅找向湘林谈了两个半天的话，向他指出军阀残余的危害性，要他立刻转变大部队活动方式，把dú • lì大队分成十几、二十几个人的小分队，队自
为战，山自为战打游击。向湘林再次搬出他那套来争辩，还说什么“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但是，
长岭会议以后他这一套已经很少有人赏识了，中共油山区委和游击队的干部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张，在陈毅的督促下，向湘林只好把他那套极左货色收起来。
陈毅又到了中共南雄县委。一调查，这里的干部和游击队，不但吃喝风严重，还乱抓乱杀。为了准备反击敌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清剿”，南雄县
委提出了“打掉敌人的帮凶”、“扫除后患”，把在过去几年肃反中因证据不实而释放的所谓“AB团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取消派”等不少
人又抓了起来，有的已被拉到山里秘密杀掉了，对豪绅地主，杀得更凶。南山一家土豪的财产被没收后，全家9口人都被“斩草除根”了，在群众中造
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陈毅找来县委书记罗世珍和游击队干部，就肃反和打土豪问题作了深谈。陈毅介绍了1931年他在赣西南任特区委书记时，一次去于都县检查工作，县机关
100多人，只有两个炊事员不是“AB团分子”。陈毅按照肃反委员会送来的名单一个个审问，结果真正的“AB团分子”一个也没有。陈毅在
名单上批示：“全部释放。”
在陈毅的建议下，南雄县委把下面送来准备抓的名单烧掉了。对乱杀地主的问题，陈毅指出，地主有大、中、小之分，有开明与fǎn • dòng
之别，不能一律推到敌人那边去。他重申长岭会议的决定：打土豪要执行政策。他又加以具体化：除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平民愤的杀其土豪本人外，
土豪家里人一个不杀、不抓；中、小地主和罪恶不大的土豪一个不抓，他们的子女愿意参加革命的，我们要欢迎，要信任，不要歧视。
一天，交通员给南雄县游击队送来上百套单衣，说是委托大塘圩缝纫店胡老板做的。陈毅问给了钱没有。交通员说：“财佬的钱，我们用了就算了。
他一个资本家，也不缺这200块银洋。”陈毅听了顿时严肃他说：“同志，这可不光是钱的问题，是党的工商业政策。我们是靠政策得人心的，在百姓
中的信誉，是我们的命根子！”他亲自派陈妹子把200块银洋装在毛竹里给胡老板送去。胡老板后来暗地对人说：共产党游击队讲信誉，确实信得过。
在制止吃喝风方面，陈毅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大家。他给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讲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奋斗作风，讲máo • zé • dōng、朱德吸烟头、吃
开水泡饭的故事。有的人对群众送来的腌鱼、腌肉、腌菜不愿吃，想吃新鲜的。陈毅拣起一根腌菜说：“啊，生活真不错呀！我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敌人封锁，连盐也吃不上。”说着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大家也都跟着吃了。陈毅又发现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的干部和当地干部团结有问题，互相瞧不
起。外来干部说当地干部没有政策水平，当地干部说外来干部不会打游击。陈毅首先向外来干部提出要求：虚心学习当地干部打游击的经验，学习语言，
学习风俗人情，使自己地方化。同时也要求当地干部向外来干部学习，互相
取长补短。一走进赣南“树海”、深山老林，不少人很不习惯。尤其是中央大机关
的人，消息灵通、生活热闹惯了的，更觉枯燥乏味。于是，牢骚怪话渐多。项英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听着生气，认为这是“不信任党的歪风邪气”，主
张批判。陈毅不赞成，认为“独坐空山”，讲讲怪话也是消遣。陈毅当然不是放任大家讲怪话，他主张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来引导，来提高大家的认
识。于是他每到一处，都给大家讲形势，讲矛盾，讲进山搭棚子住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讲我、蒋、日斗争的发展和光明的前途。他从不枯燥他说教，有
时组织干部学习他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带出来的《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有时结合《春秋》、《左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历史来开讲，引人入胜而又发人深省。
在斗争极为尖锐、复杂、艰苦、残酷的时期，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层出不穷。这时，权位高的领导人极容易犯“左”的毛病。陈毅却能从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