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等领导干部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①们“交朋友”。
中共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的这种“朋友”关系，是以máo • zé • dōng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国情的重要创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又提出：
“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积极性。”这正是陈毅“交朋友”的理论依据。他看出荣毅仁请
吃饭，是“投石问路”。当时荣氏企业处境很不妙：在国民党搜刮下企业损失惨重；海口封锁原料涨价；企业大部资金被家族成员抽出带走；工人不断
要求资方发放欠薪??政府会真心帮助他解决这些困难吗？他有疑问。
陈毅摇着一把大葵扇欣然赴宴，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影响很大。
工商界一大难题是劳资纠纷，6、7两月发生2000余起。陈毅说：“解决这问题好比救火，不能用纸去包火，要从起火根源上去控制这火。”这就
是指资本家多年虐待、剥削工人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比如工人要求废除“抄身制”，纱厂经理想不通，说“这样纱厂还不被偷光！”陈毅不强令不压服，
亲自登门谈心，从自己在法国当工人的体会谈起。说：老板把工人当奴隶，工资太少无法养家，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为什么不朝外拿？现在
中国不同了，工人做了主人，有觉悟，你用我们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有困难多与工人商量着办，相信能办好。中肯的劝导起了作用，不久各纱厂
都取消了“抄身制”，工人们热烈庆祝。经理们后来惊异地发现，车间里每公斤棉花的出纱率倒比以前提高了。他们受了一次教育。
另一方面，也要做说服工人的工作，顾及资方实际困难，不要逼得资方关厂。有一回某厂女工索要欠薪包围了总经理家，陈毅亲自布置专人前往处
理，劝回女工，并研究给该厂以低息贷款以维持生产。其后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逐步建立工人与企业主的新型关系。
看到人民政府真心扶持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看到陈市长常请企业家到办公室去征询意见商讨政策，长期在竞争吞噬的浪涛中挣扎的民族资本家们看
到了出路和希望。消息传出，一些出走香港、欧美的企业家萌生了回归之念。
10月初，著名的化工企业大资本家吴蕴初从美国回来了，陈毅热情欢迎。见面那天看到这位昔日“味精大王”已脱去西眼换上了新做的兰色棉制服，陈
毅欣然道：“吴蕴老，过两天厂里工人要开会欢迎你回来，你就穿这身新衣
①英语“资产阶级”的译音。
裳去吧，这才叫面目一新呢！”请吃饭时，吴蕴初惭愧地提及当年曾任伪“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他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呢，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
下，你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面应付。你们都是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识很有经验的人，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人回来了，但民族资本家与共产党这对朋友之间，从经济利益、经营方式到意识形态，都矛盾重重、格格不入。陈毅是他们的“诤友”，团结中又
有斗争，扶持中又有限制。如1949年7、8月大米紧张，投机商大抢大囤，一些工商业家也惜款抢购，米价涨到
万元（旧人民币，下同）一石，陈毅请来中财委陈云给工商界谈经济形势，明确宣布“政府将从东北等地调
亿斤大米到上海”，劝大家不要投机倒把。然而投机者仍不信，11月初涨到
30万元一石。结果中央统调的粮食果真潮水般运到，每日抛售近1000万斤，米价大跌，囤米者只得压价卖出，全市投机米商蚀本一半以上，卷入投机的
工商业家也损失惨重。他们领教了国营经济力量的强大，知道跟人民政府“耍滑头”是要吃苦头的。当然，陈毅将他们思想改造过程形象地比之为“荡秋
千”，这不过是完成了第一次摆动而已。
上海是个鱼龙混杂、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接管中常遇到些难办人物，如清末民初的老政客；与汪伪政权有牵连的多重身份人物；有名的宗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