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紧紧抓住máo • zhǔ • x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科学分析。上海资产阶级既然翘了尾巴，那就应该狠狠地给予批判，进行斗争。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和斗争
的结合。”①不久，在máo • zhǔ • xí指示和中央领导之下，轰轰烈烈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
“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资产阶级最集中之地的上海，自然是全国“五反”斗争的主战场。
2月20日，首先召开工代会。陈毅讲话，发动工人起来揭发斗争。会上控诉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骗取志愿军款子3亿元搞投机，将失效药品供应
前线的禽兽罪行。此后，仅全市店员写的检举信就达24万多件。3月25日，陈毅在全市广播大会上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声色俱厉地告诫资本家
老实交待自己罪行，选择自己道路，并宣布全市万工商户，将按实际表现被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5
类。
运动大规模展开后，陈毅与中央专派来上海指导运动的薄一波每日听取汇报，将情况拟电报告中央，并不断与毛、周电话联系。陈毅提出一个“两
路分兵”方案，即：将全市303户最有代表性的上层资本家集中起来交代揭发，与群众揭发不见面，“背靠背”，带有保护性质。另一路2000重点户和
2万小户则放在区里、厂里，由工人面对面进行揭发斗争。这着棋有高度政策策略水平，中央很快批准。
集中到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开始多抱有“笃定过关”，抗拒交代的态度，但经严厉批评，退回“坦白书”重填，以及将工人揭发批判实况的
广播接过来听“隔壁戏”，他们的防线步步崩溃了。有人起初交代赃款数为
1亿，几天后便“挤”出60亿。刘鸿生所属各企业最后交代600亿，心想共产党无非是朝他们要钱而已。然而他们又错了。尽管在运动“白热化”阶段
群众中出现了过火斗争，无限加码的现象，但陈毅一直注意掌握政策：“弦要拉紧才能发音，但拉得过紧就会断。”经过一个月斗争，资本家基本上交
代过关，全市“五毒”款数达10万亿。5月初，中央关于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下发，运动进入退赃定案阶段。有干部主张资本家承认应退赔的“五
毒”款数额越大的就定得越重，依此办理则303户中大部将被划为违法户，陈毅不同意。据许涤新回忆，陈毅说：“资本大，加工定货数量大，五毒退
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但决不能因此把大中型资本家都划成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划分五类户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情节是否极其恶劣。单纯看退赔
数字去划分，不利于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这就提高了干部们的政策水平，基本上准确恰当地划分了5类户。一些退赔数百亿的大户如刘鸿
生、荣毅仁、刘靖基等，都定为“守法户”。资本家们称这场斗争是“武戏文唱”。至于退赔数，陈毅在5月3日“五反”处理工作会议上说：“承认
多少退多少，不退就斗，这对国家对工人阶级不利。”结果刘鸿生自认的600亿核减定案为200多亿，刘靖基则核定几十亿，只占他自认数的十分之一！
他们大感意外，受到教育，表示今后要老老实实从事正当生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改造自己。
上海“五反”做到了“反而下乱”，取得很大胜利，中共中央非常满意。
①许涤新：《兼资文武此全才——忆陈总领导上海工作片断》，《人民的忠诚战士》，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1月第1版，第485页。
总之，整个资产阶级来了一次洗面革心的改造，其过程虽然充满痛苦，但其结果却是推动他们向新生道路上迈进了一步。接下来1953年，上海工商界来
了个健康的大发展——几十个行业全都得了“满堂红”——即消除亏损，全部获得创纪录的赢利。工商界人士因此称之为“难忘的1953年”。1953年
秋，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加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党面前。10月
5日，陈毅给上海党员干部作报告时说：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和平转入社会主义。解决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与
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具
体他说，就是实行公私合营，使国营经济占优势，限制剥削，并最终取消剥削。这是党中央力图使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迅速转为社会主义的一次
大变革。陈毅在北京参加了一系列讨论贯彻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向党内外干部群众作广泛深入的传达。上海的第一步任务，是先搞1001
人以上的600家私营大厂的公私合营工作，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利润分配“四马分肥”（即利润收入35％交税，30％公积金，15％工人福利，
20—25％为资方“定息”）。然而，资本家们对此疑惧很多。
10月10日，陈毅召开华东各地工商界、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座谈会，指出：“有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有误解，怕公家把工厂、商店拿了去，把你一脚
踢开。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国家要工业化，要建设141个大型工厂，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行，这是全国人民最高利益，是大仁政。你
那个私营厂小摊摊也要照顾，使你生活有保障，这是小仁政。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只打小算盘，只图维护现状。国家资本主
义不搞则已，搞起来一定有声有色！”然而1953年，公私合营的具体办法中央还未拟定，主要是宣传、说服、协商、讨论，再由点到面逐步推广。陈毅
说：“步骤稳健，准备充分，根据自愿原则。”他特别强调：“马、恩、列、斯和máo • zhǔ • xí都说，社会主义再好，人家不愿意，不要去强迫，否则就要失败。”
1954年是全国大规模开展公私台营的第一年，扩展合营企业产值23万亿元，超额34％完成原定任务。这一年陈毅主要在北京参与处理高饶事件。
接着，在上海主持华东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解决饶漱石的问题，并在南京、济南等地向华东军区和山东分局的干部进行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