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经，字性参、号仁常，吴桥县城关镇驸马村人。祖父李懿，曾任明朝西宁道兵备副使，为边防名将，文武兼备。李天经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驿外郎、济南郡太守、山东督粮道、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光禄寺正卿（一品），官至兵部尚书，他为官清正，被誉为“李青天”，并且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
原本的李天经正要辞官，原因就是不当这个清朝的官，正打算以病老为名，辞归故里，这一天，汤若望来拜访，连忙引进书房，等丫鬟上茶完后，只见汤若望很神秘地掏出了一个装订本《黎城周报》，这一看不打紧，把李天经给吸引住了，短短的几篇文章，《黎城周报》是用来科普的知识，可在这二位看着后，是越来越心惊，要知道，李天经曾和李之藻、王应麟及外籍传教士龙华民、邓玉涵、罗雅谷、汤若望等人参与，经过不懈努力，历经五载，完成《崇祯历书》，它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内容包括天文学基本理论，三角学，几何学，天文仪器，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动、交食，全天星图，中西单位换算等，共四十六种，采用第谷（1546—1601）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中翻译了哥白尼（1473—1543）《天体运行论》中的许多章节，还有开普勒（1571—1630）《论火星的运动》一书中的材料，历法计算中不用中国传统的代数学方法而改成几何学方法，该书126卷，全是他审核的，而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五大行星，变成了八大行星，还对这八大行星做出了解剖，行星的大小、质量、组成物质、温度及每一颗行星的卫星，星环等等，短短几千字，包含了一个太阳系，只能用震惊，震惊来形容了。
大明理学家刘宗周不是坐不住了，而是气不过了，在大明像刘宗周这种文人很多的，不过别人如果碰壁要么回头，要么改变，可是刘宗周就是一根筋，那么先来说一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刘宗周，字起东，别号念台，明朝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巨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那么刘宗周最后为什么要绝食寻死？也就是说明年1645年7月，刘宗周要绝食了，接下去就说说他的过往生平就知道，此人这样的死法是合情合理的，还带有一丝的悲壮。
万历二十九年，也就是1601年，刘宗周高中状元，人生三大喜，一曰，状元及第时。二曰，同房花烛时。三曰，他乡遇故知。可是巧不巧，此时刘宗周母亲正好去世，刘宗周只能丁忧三年为母守孝，这是古人的大规，三年后，什么菜全凉了，只能在家苦读经书，做做学问。
到了天启年间，时来运转，被朝廷任命为礼部主事，不出一年又升任右通政，就这样正式踏入官场，可是刘宗周跟其他人不一样，不入世俗，自己想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人在官场上不可能官运亨通。
当时，魏忠贤当道，许多文人官员被魏党排挤出朝堂，要么投奔魏党，要么绕道避之不及，而刘宗周主动去得罪魏忠贤，还顺带着把客氏也得罪了，客氏何许人也，她是天启得奶娘，也就是说，天启帝喝客氏奶长大的，有明朝野史说，天启帝跟客氏是有野情的，后宫的嫔妃敢怒不敢言，有谁反抗，不出几日，这嫔妃就莫名死去。
刘宗周被这两人算计，结果惹恼了皇帝，被削职遣送回原籍。
到了崇祯年，换皇帝了，新朝起用新人，想起了这个万历状元，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其实，刘宗周早就心灰意懒，尽管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啊，他还是去了。
这一次身为御史，那就要吸取教训了吧，可是谁叫他是刘宗周呢，反而变本加厉，一日三本，某日，一日四本奏书，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又劝崇祯“修心”、“修德”，学习上古的尧舜治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崇祯帝学习这些，也是改变不了明朝的局势的。此后，刘宗周文人脾气发足了，干脆选择了辞官回乡。
到了崇祯九年，此时的明朝更是无人可用了，又一次起用了刘宗周，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忧外患，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明朝的国运似乎已经倾斜向了后金。刘宗周虽然是儒家学者，但是在为官和治理朝政来说，简直是一窍不通。
刘宗周接着又是老一套，还建议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的慎独境界。对此，刘宗周的建议还没完，建议崇祯帝每天“讲求二帝三王之学”，给皇帝恶补历史，汲取历代亡国之君的经验教训。
刘宗周这样的建议并不是说不行，而是在当时明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是要求崇祯帝修德治心，近儒臣等等，这样的建议在当时根本无济于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刘宗周的建议是可行的，太平盛世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肯定会让王朝继续发展到顶峰。但明末时期，这样的建议无可厚非。紧急公文，皇帝都处理不过来，哪有闲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