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王荆公在这处上有一定污点，但从其所作《读孟尝君传》中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王安石对个人伦理、政治伦理仍是极重视且对自己有很高标准要求的。
并且王安石希望将对自己的这个标准用到整个国家、用到全天下每一个人身上，于是，他需要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就是恢复周礼！
可是，恢复周礼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周礼在对国家的治理中存在一个很高的要求，即制度性专权。
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制度性专权特点，即资源上全面国有化、经济上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丁籍户口统一管理、行政机关由中央垂直领导。
这四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四千多年历史中就从来没有实现过。
即使是依循周礼的西周王朝一样没有。
这是周公旦的美好盼望。
周公坚信，只要国家可以做到这四点，那么离着国家大同实现全民小康社会就不远了。
其高瞻远瞩已看到四千年后之中国！
王安石举着周礼的大旗推行青苗法、市易法，这就是宏观层面调控国家经济，但其却缺少法权基础和制度基础这些必须的法理，最终不仅没有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绕’的目标，反而使得大宋经济进一步混乱和糟糕，间接导致地方经济恶化、百姓负担加剧，致使民间起义之事屡屡爆发。
这里若有考究者，可参考《王安石保甲经制研究》。
似王安石这般，在缺少法理、法权的情况下强行推动国家制度性专权，唯一的结果就是变法失败、传统派死灰复燃，矫枉过正矫正过枉，左派右派打成一片。
而在王安石死后，其后继者与司马光一党的后继者的争斗犹在持续。
国家的政治水平和政治环境遭受巨大破坏，对靖康之耻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朱熹批荀孟之变、靖康之耻，言道：“言定靖康之祸，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祐年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方得天下稍宁。”
这话大概的意思就是，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内忧也是不断，官员们心里都清楚，知道相互扶持着来保护国家，不跟契丹、党项较量。
现在国家内忧加剧，你们两党还兀自争端不休，靖康之祸也是咎由自取。
这里简略介绍荀孟之变，就是侧面印证周礼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