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于尧这么一说，苏超觉得这个机会还真的是蛮大的。
苏超一直都知道大同镇是明代漠北白莲教传播的重心，不少白莲教徒隐匿城内，择机而动。
同时大同府因北控边鄙，南辅圻甸，是拱卫京城安危的锁钥，又因大同“无山设险”，紧邻河套，易攻难守，成了北敌南寇山西的“必窥之路”。
为此，大同重兵云集，并由代藩坐镇，纲维重地。
在明代中期各边军饷欠缺的风潮下，大同府亦未能幸免，军饷一度“经年未支”。
地方有司为防激变，左支右吾，极力协补，但是终究因为数额过于庞大，致使大同深陷艰难窘迫之境。
而大同守将又罔视危况，抚驭失宜，驱众严苛，修堡筑边之役休番无期，军心益加怨怼，终酿成了嘉靖三年与嘉靖十二年的两次大规模兵变。
迭遭外患与内变的大同，城垣失修，城防大坏，不少地段仅存下城防的大概形状，毫无守御功能。
苏超知道身处大同城内的代府宗室，既不能幸免鞑靼抄掠之苦与兵变骚扰之累，更是深陷宗粮无着之困中。
从明成祖开始，为消弭宗室称兵谋逆之患，朝廷对宗室实行“藩禁”政策。
宗室在“藩禁”政策的禁锢下沦为坐食宗禄的寄生群体。
宗室禄粮仰给于有司，就食于附近州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