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修吁了一口气，问周子义：“周编修说以儒术定纲纪，以纲纪定人心，那么敢问周编修，若是你非是朝廷命官，而是一个家中田地被豪强兼并、失了生计的小民，以至心中怨恨，纲纪可定你心否？还请周编修实言告之。”
周子义张了张嘴，很想大声说’可以’，但这并不是舍生取义。
其他翰林也都沉默不语，若是真面临没有生计的绝路，人心要定，那就只有重获生路，这个时候，凭借儒术所定下的纲纪，又哪能真正安定人心？
张敬修继续道：“若是在下面临这等局面，除非另有生计，心才可安定。现天下流民日益增多，不就是因为失去生计吗？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我等为官，便是要为百姓之仓廪衣食奔走，兼以仁义道德教化，才是牧民之正道，而非将二者颠倒，亦或是只谈仁德教化，不谈为民事功。”
周子义听了道：“此言差矣，以仁德教化就不是事功吗？此功莫大焉。再者，仁德当在功业先。譬如，汉高祖抛妻弃子，唐太宗手足相残，此二君纵克定祸乱、创立不朽基业，但无明理，以修内圣之心，于齐家明伦有亏，天下人心不服，与三代以仁德定天下差之远矣。我等圣人弟子，不先以仁德修身，继之以仁德治世，反以功利治世，如何能让天下人心服？”
刘邦将儿子女儿丢下马车逃命，李世民杀李建成，李元吉，这等行为有悖人伦，在儒家眼底，德业是第一位，功业是最末，这等德业修行如何与三代的君王相较，天下人又怎会心服？故而，此言也得到厅中翰林们都认同。
此时，在天下这最为清贵之地，翰林们的闲聊，俨然成了一场辩论，一场以事功为主的功利之说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论，这是两种不同观念的碰撞。
张敬修心道：若是不将周子义驳倒，他这种事功及不避讳言利的倡议，要得到这些清流华选的认同，几不可能。
周子义见张敬修低头不语，以为张敬修被自己难倒，心中微有些得意，这后生晚辈仗着家世，竟敢在翰林院大谈功利之说，视理学正道于无物，看我不驳得你哑口无言、丢尽脸面，看你如何养望！
正得意间，就见张敬修微微一晒反讽：“真腐儒之见，齐桓公杀公子纠，公子纠大臣召忽殉死，管仲不殉死则矣，反仕杀主之君齐桓公，此仁乎？孔子却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齐桓公、管仲以功业见仁，其私德虽有失，但功甚大，此功便是大德。汉高祖有救时之志，太宗有除乱之功，二者皆终结乱世，于天下有再造之功，天下万民无不感恩戴德，此非大德乎？现北虏猖獗，边事危急，流民遍地，朝廷财政艰难，汝平日自处曰仁义曰道德，在此多事之际，汝能堪乱救时乎？坐议立谈无人能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空谈之被竟敢轻视事功，取笑定国安邦之人，诚为儒者笑尔。”
周子义被张敬修说的满脸通红，一时之间却又无言反驳，只得掩面退下。
众翰林见周子义被驳倒，都是惊讶于这年少年状元的辩才，周子义所说皆为理学正宗之言，是大多数读书人所认同的至理，而张敬修所言功业之中自有大德，确实史实实事，毕竟就连孔圣人都是这样评价管仲的。
张敬修环视着检讨厅中陷入沉思的同僚们，趁热打铁道：“我等儒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却又不真正放下身子去为百姓谋福，反而为所谓的养望来自持身份，惜羽好名，为留自身清名，空谈仁义道德，将罪责归于君主，而耻谈功利，轻视事功，此可取乎？”
张敬修这话极是尖锐，说出了此时清流官的通病，他们的眼睛雪亮，只是却总盯着君主的私德，认为皇帝只要德行高尚，这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所以，明朝的官场中，有一股受了委屈就’辞官’的风气，这能提现他们淡泊名利。而对于一些有悖于祖宗家法、圣人言论的政策，不惜用生命去反对，更让人无语的是，甚至有时候会毫无理性的为了反对而反对，以此来赢得一个’敢于直谏’的好名声。但是真让他们提出什么可行之策，就只能泛泛而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