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她摇摇头。
那位亚洲人警察缓缓伸出一只手放到我胳膊上。我僵硬地站着,他把手收了回去。
“你是医生?”
“是的,我是见鬼的医生。我叫纳撒尼尔·麦考密克。我是名公共卫生方面的医生。我并没有受过诊治这类问题的专门训练。”
“没关系的,”警察温和地说,“你……呃……你已经尽力了……”他转向我身后的一个人,点点头,“我们现在可以把尸体拖走了。”
“不。”我说。
警察停了一会儿,然后再次点点头。有人静静地搬拖,一只大手按在我肩膀上。“医生,请跟我来一下。”有个人对我说。这只大手轻轻拉我。
我的本能要我去战斗。我要挥出我的拳头,我要用脚去踢他们,拿鞭子抽他们,这些流氓别想让我放弃。但瞬间我又意识到墨菲确实是死了,即使我的拳头握得再紧也于事无补,见鬼,它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慢慢放松了抓衬衫的手。这是最终的妥协。
我的双手隐隐作痛,我低头看它们,爪子样的,蜷曲着,尽是血。我的左手,受过伤的那只,很痛。直到那一刻我才感觉到了疼痛,我希望这种疼痛能够再猛烈一些。
我转了下身,看见那名把手放在我肩上的警察。他是个大个子白人,一头金发,长得有点像墨菲,或者说是像保罗·墨菲以往的样子。另一个人长了张拉美人的面孔,他站在门廊那儿,枪已经拔了出来。只是朝下指着。他在那儿,我想是打算在必要时朝我开枪。
大个子白人领我走到门口。“小心,”他警告我,指着那些有血污的地板,“尽量靠门廊边上走。保护现场。”
我离开了房间,我死去的朋友,他死去的妻子,还有圣马特奥县的警察留在房内,那个词——抱歉,抱歉,抱歉——始终在我头脑里盘旋。
11
在墨菲家客厅的沙发上。
我的手已经恢复了些知觉,可以握住咖啡杯了。那个时候,整所房子看起来就像是个马蜂窝似的乱哄哄一片:探照灯亮着,拉起了警用标带,丈量用的卷尺,照相机,刷子,取证用的袋子。医护人员已经离开,取而代之的,我想,是验尸官。勘察犯罪现场的人来了,更多的警察。还有记者,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已经被阻隔在外面的路口处。还有博尼塔·桑切斯警探,就是她递给我咖啡的。
“你准备好跟我们谈了吗?”她问。她50多岁,有点发福,头发向后扎得很紧。强硬派,“像啄木鸟的嘴巴一样强硬”,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说过。但她对我还不错,我对此心存感激。
“没有。”我说。
她点点头,走向房间里聚集着人群的地方。
我感到了咖啡的热度,双手握紧咖啡杯。我用额头抵住杯子,感受其中的温暖。
曾经有一段时光,那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中间如果有人逃课,大家就会开玩笑,“哦,有人要死掉了。”如果有人在凌晨1点离开小组自习室,我们同样会这样开玩笑。我们也许只是在开玩笑,但有时候忌言成真:你知识中的小小漏洞,你逃课导致的知识上的小小缺口,可能最终会杀死某个人。
我们所有的人——医学院的学生、实习医生、主治医生、外科主刀医生——都曾受困于这一点,恼于自己的无知。假设,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在发病率和死亡率上仍然有得商谈,还是有操作不当的病例发生。
因此你担心。你担心因自己睡懒觉而逃掉的实习医生讲座,包含着可能挽救一条生命的信息。你担心,如果自己学习再刻苦一些,如果自己在医院里呆的时间再久一些,如果自己参加了癌症救治的额外课程,自己就不会用双手抓住一个死人的头了,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反而只能延长他最后毫无意义的几分钟的痛苦。你想象着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保罗·墨菲和他的妻子也许还有救。
同时,你告诉自己,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你自我安慰地将自己包裹起来。你是在撒谎。
“麦考密克医生?”桑切斯警探坐在我对面无靠背的长软椅上。我猜她是要跟我谈谈了,不管我有没有准备好,“我知道这对你很难,但是我们必须快点,调查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