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在讨论朱、毛问题时还说：“目前中国割据的形势是有
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的方面。”李立三则一直主张“城市中心论”，到1930年3月他还发表
一篇《城市头脑论》，更加强调这种观点。而在“九月来信”中的这种“先”、
“后”的提法，虽然含义不很精确，却显然是从大局上战略上意识到一种阶段性与因果性的关系，把农村红军看成取得城市政权的主要原因了。（当然，
所谓“农村红军”，只是简略的说法，它实际上就是红色武装割据，除红军外，还包括着农村的人民群众、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和领导这一切的党。）
这只能来自陈毅亲身参加的由máo • zé • dōng、朱德领导的实践，而在中央“训练班”的集体思考下得到飞跃。因此，陈毅当然更加热爱和珍惜他参与创建的红四
军，更容易接受中央对“七大”的批评：“谁固执着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成见，谁便是破坏这艰难困苦转战千里的革命组织”，也就会更亲切地怀念共同为
此而奋斗的máo • zé • dōng、朱德。
8月21日信和“九月来信”所强调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红军的根本任务。
8月21日信尖锐地指出：“谁忽视了这一点（即红军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陈毅
执笔的“九月来信”便将红军的基本任务定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
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样，加上红军与地方武装应同时扩大，纠正“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的不良倾向等等，
“七大”没有充分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缺点就明显地有所改正。再一个重大问题是红军分散与集中的战略问题。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先
后起草或修改过“二月来信”，4月4日的信，6月12日“坚决改变此（红军分散）原则”的信。直到如今，在“九月来信”中写上了“绝不能把红军
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都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
估量不正确，恐惧fǎn • dòng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少目标各个自了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亲自经
历这戏剧性转变的周恩来、李立三，当然会告诉陈毅6月12日他们讨论前委
（máo • zé • dōng）4月5日来信的情况，以及写上这一段的意义，除了有助于解决红军中某些干部存在的此种错误思想外，实际上也是中央对此的自我批评。
只有在这时候，陈毅才更能体会máo • zé • dōng政治上的大智大勇。
以上这些重大问题，正是当时红军与阶级敌人艰苦斗争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小团体主义等等
就比较容易在思想上解决。保证红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巩固发展的伟大意义也更加清楚了。
在组织路线方面，身为中央组织部长、起草中共“六大”的组织决议案的周恩来，当然更熟知组织原则。“九月来信”在坚持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
的前提下，党如何通过军政部门和军政首长实施领导作出了指示：“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
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
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
治系统，要弄清楚。”可以看到，后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这里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后来凡是执行得好的都得益。相反，实行书记
专政象张国焘，其错误就无可遏止不断膨胀。
对于集权制与家长制，8月21日信和“九月来信”都明确地断言“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
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
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就是极端
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九月来信”也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那主要是指“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
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与后来máo • zé • dōng起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之一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对照，着重
点和分量都大不相同。这反映在起草“九月来信”时中共中央以及陈毅对部队中的错误思想估量不足，特别是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有大力纠正之必要认识不足。
“九月来信”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及其危害，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从路线
的高度来肯定了máo • zé • dōng的领导。
“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
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
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
发展。第四，??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这样一段文字是陈毅自己逐字写在“九月来信”中的。这样高水平的要求，特别是“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要求，“七大”时的陈毅是达不到
的，但是他现在承认应该如此。通过一个月的讨论、思索、总结，他确实感到了máo • zé • dōng在政治路线方面的远胜同辈的睿智勇敢和坚定正确，使他毫无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