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抱歉,”他一脸困惑地说,“你找谁?”
我重复了一遍多萝西的名字。在他身后,电视机里正在小声地播放着新闻节目。
“嗯,她不住在这儿。”这个男人用长辈慈爱的语调,带着慈爱的笑说,“我不认识你说的女人。”
我往里望,看到客厅里有个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他表情严肃地看着我们。“那一定是蒂姆。”我说。
男人笑了,“不,那不是他的名字。”我等着他说这个男孩叫什么。他没说。
我问:“他妈妈呢?”
他继续开心地笑着,“他妈妈不在这儿。我能问一下你叫什么吗?”
因为我们俩都在撒谎,我就说了以前用过的假名字,“伯特·麦考布鲁克。我是一名律师。”
“你找多萝西·张有什么事,麦考布鲁克先生?”
“我真的不能说。请你理解。”
“当然。我对我的提问感到抱歉。”他是如此礼貌,让我觉得仿佛置身于白金汉宫,和一位爵士在交谈。
“我想和你的——他是你儿子吗?”我昂起脖子以便看到那个男孩,他走出来,然后又退回去,好像碰到了一堵有电的篱笆墙。
“我好像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他跟你谈话,麦考布鲁克先生。感谢你的拜访,祝你好运。”
在门关上之前,我又瞥了眼那男孩,他的眼睛盯着我一眨不眨。
59
第二天,我做了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嗯,也许我有点夸张,但是它真的艰难。
我卖掉了卡罗拉。
我越想越觉得汽车是个累赘。我忍痛在二手车市场上卖掉了我的宝贝。
二手车市场是我好不容易挑的,收旧车的是个50多岁的白人,他因为整个夏天都呆在露天停车场做生意而面色发红。
在仔细看完我的汽车内部后,那人盖上引擎盖,对我皱眉道:“500。”
“500?”我难以置信。
“是啊。”
“不会吧。我本来想要1000的。指导价是1500。”
“指导价指的是车况好的车。”他开始围着卡罗拉转圈,“你的车生锈了。”他东指西指地挑毛病,“你的装饰材料有破损。”这倒是真的;我撕掉了后座的拖带,很多年以前拖山地车的。“你没有CD播放器。”
“能播放磁带。有天窗啊。”
他看看我,好像我是一个傻子。
“好吧,900。”我说。
“525。”
“850。”
“540。”
“800。”
“545。”
我能看出最后结果。他摸透了我的心理。“546,”我坚决地说,“现金。”他笑了,“听起来对我有利。”我想是的,狗屁家伙。
60
最后,我净得541美元,因为这个流氓还要我付5美元把这辆车送到租赁公司。“油钱。”他耸耸肩道。
眼下,先不管这交易有多不划算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心。比如说,我正紧盯着格兰菲尔德小学。
我是在中午放学时到达这里的,那时学生们正从楼里出来。我要为纳帕山谷的父母们说说这点:他们是很警觉的。对于他们来说,一个30多岁的白人男子,坐在一辆不起眼的汽车里,停在一所小学的大门口,要说不让人生疑简直就不可能。当第四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从我的土星汽车边上匆匆走过时,我决定不再让这些母亲忧虑。
因此我漫无目的地绕着纳帕城兜圈,让我的思绪随意飘动。我对卖了卡罗拉还是感觉心痛,但是新车帮我隐藏了身份让我也舒服多了。空调开得很足,音响系统也不赖,还有驾驶座,不会有弹簧戳我屁股。我的笔记本电脑在后座上,和我的除臭剂与牙刷放在一起。我为一切做好了准备。
61
我在距离学校还有好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来,弃车步行。学生们这会儿都回家了,这块地方现在空无一人,留下我尽情享受9月的这个美好秋日。
我上次走进一所小学校园距今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那次是亚特兰大一个富有的郊区小学暴发咳嗽,那里的家长们头脑中已经有了一种很深的观念,认为接种疫苗没有多大益处。这些害怕疫苗有危险而不带孩子去注射、失去理智的傻瓜父母应该被强制用麦秆呼吸一周,让他们感觉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
格兰菲尔德小学的安全措施不是很严格,但是在人口处的桌子后面坐着一名男子。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他向我指明了校长室的位置。
行政楼是新的,装修也挺有时代感。
格兰菲尔德小学的校长金妮·普劳,矮矮胖胖的,看上去就像是那种老派的教育狂人。我告诉她我是这儿的一名公共卫生医生,想找蒂姆·金谈话。令我吃惊的是,普劳太太要求看我的证明。我拿出已经过期的疾控中心工作证。她眯着眼睛看着我。
“我希望没发生什么吧。”